代表清廷与民国临时政府签署《清室优待条件》并颁布《皇帝退位诏书》的，是摄政的隆裕皇太后。

　　袁世凯给她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法兰西：波旁家族的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因为坚持君主，结果被砍掉了脑袋。

　　刚有记忆的溥仪，朦胧地记得一个胖胖的老头子，一边跟太后讲故事，一边不停地抹眼泪。

　　溥仪当时并不知道世上还有法兰西这个地方。在他日后少年时期所受的英语教育中，唯一陪伴他的外语读物只有一本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。

　　依据“清室优待条件”，溥仪依然在紫禁城中扮演着皇帝，这项工作的年薪本来定为400万两白银，随着1年后新币的发行，改为400万大洋。

　　大清朝的一两白银超过了37克，而民国时期流通的“袁大头”中，一圆银币重26.6克，只含有白银89%。

　　“宫禁”的具体范围，并不是整个紫禁城，而是局限于乾清门以北至神武门以南这一片地方。

　　由日本学者绘制的紫禁城缩略图 《北京皇城建筑装饰》1905年 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出版

　　为悼念这位有“让国之德”的“女中尧舜”，时任民国政府总统的袁世凯，下令于3月19日召开国民哀悼大会，在太和殿公祭三天，全国下半旗致哀。

　　此后，清室内务府与民国内务部达成默契，包括三大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，由民国政府管理，以此换取长期“暂居”的条件。

　　“暂居”持续了12年，经历了城头各类大王旗的变换，双方的“默契”和“妥协”最终在1924年10月被打破。

　　23日，冯玉祥发动兵变双频激光干涉仪。两星期后，首都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包围紫禁城，向清室宣布了摄政内阁针对“清室优待条件”的五项修正。

　　原条件第一款规定，皇帝辞位之后保留尊号，给予外国君主的待遇，相当于在共和制的主权国家中，存在一个超主权的主体，“逊清小朝廷”得以象一个平行世界继续运作。

　　下午3时，由5辆汽车护送溥仪及妻妾由神武门离开，搬到后海甘水桥附近的“醇亲王府”。

　　这次搬家中，同治皇帝的嫔妃——敬懿皇贵太妃赫舍里氏（1856--1932年），将王珣的《伯远帖》和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携带出了紫禁城。

　　第二天，仓皇辞庙后的溥仪又派人返回养心殿取衣物，他的行李在神武门被警官检查，从中发现了一件法书——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，当即被扣。

　　几乎两个世纪前，他们的先祖乾隆皇帝研磨机，好不容易获得王羲之、王珣、王献之三件晋人名迹，将其移至养心殿中的西暖阁内，铭之为“三希堂”，匾额两侧，书楹联一对：

　　“三希”的遭遇并非特殊，退位之后的溥仪及其周边的遗老遗少，一直盘算着再度转正。

　　宫中珍藏的大量字画、善本古籍等等容易携带、变卖的文物，自然成为他秘而不宣的提款机。

　　按照1912年生效的“清室优待条件”，大清皇帝“辞位”（条件中用了辞位，而没有直接用退位——这一含混的措辞也为小朝廷滋生了生存空间）后，其本人和皇族私产，均被政府保护。

　　1924年生效的五项修正条款最后一项也规定“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，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，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。”

　　那么问题来了，溥仪和贵妃的先祖们收藏的晋人法帖，以及北京、沈阳苏州台创板材四库库摄影、承德的宫殿建筑本身，包括其中收藏的众多文玩珍宝，属于清室私产，还是公产？

　　清室内务府为维持自身运转不断抵押、出售古物，民国政府自身派系林立，尤其是北洋军阀中，不少与清廷关系暧昧。因此，在民国初期，政府缺少了干预清室行为的心理意愿，也缺乏法理依据高杆灯，更没有经费回购古物。

　　到了1922年，无论是明面上向银行抵押，还是暗地里“赏赐”，清宫文物流失、损毁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疯狂程度。

　　当年3月，媒体报道清室为溥仪大婚筹措经费，居然打算将文渊阁所藏《四库全书》卖给日本，这引起了学者和民众的公愤，北大学人发布公开信，呼吁将禁城所藏之图书古物收归政府。

　　1923年6月26日晚，紫禁城内的建福宫又突发大火，数百间房屋内珍藏的大量古物、金佛法器、各国进献的珍宝，付之一炬。

　　这一系列让人痛心的事件后，社会各界终于将清宫所藏古物属于“私产”还是“公产”——这一问题的界定，摆上了台面。

　　1924年5月3日,总统曹锟下令成立保存国有古物会员会，以冯玉祥等人会同清室代表，确定出一个基本原则：“凡系我国历代相传之物，皆应属于国有，其无历史可言之金银宝不等物件，则可作为私有”。

　　拿“三希”来说，虽然曾被清宫收藏，但从历史的角度看，它们都属于民族文化记忆，是清室从中国文化整体性中继承而来的具体文物，因此它们应属于公产。

　　同样，紫禁城本身，也是自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明成祖朱棣时期建成，并非爱新觉罗一姓所占有，同样应属于公产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舆论，普遍接受了“历史性”原则，同时也增加了“文化价值”这一衡量标准，有媒体评论指出：“可以为民族或国家历史的乃至文化的资料之物为公产。”

　　也就是说，即使是清朝统治期间制作的文物，如果具有民族文化价值的，也应属于公产。

　　溥仪出宫之后，国务院公布了《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》，11月20日，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正式成立。

　　由民国和清室双方代表组成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，聘李煜瀛任委员长，又特聘社会名流吴稚晖、张继、庄蕴宽3人为监察员。

　　1925年7月31日，在对溥仪寝宫养心殿点查时，发现了溥仪的“赏溥杰单”及“收到单”。

　　这两件文献，记载了从1922年7月13日到12月12日，溥仪将宫中文物、字画以赏赐方式盗运出宫的原始清单。

　　上述清单显示，仅仅在1922年这5个月内，溥仪利用溥杰和溥佳这两位伴读的渠道，共造成了1,353件书画（其中手卷1,285件、册页68件）及502函、210部善本古籍流失宫外。

　　而在他12年以“逊帝”身份居住紫禁城期间，利用赏赐金丝玉匠美缝剂、旧臣借阅等各类名头，究竟流出了多少文物，已难以计数。

　　为了杜绝超高频RFID硬件方案商、避免溥仪再度入宫造成文物流失，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加快了组织故宫博物院的进程。

　　1925年9月29日，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召开会议，通过了《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》、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》、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》。

　　10月10日下午2时，在乾清门举行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，故宫博物院——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由此成立。

　　摄影：上世纪40年代 德国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 J.P.Koster 航拍的紫禁城

　　如果说当下软件园，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可视作故宫博物院前身，那么，成立于11年前的“古物成列所”则更是故宫博物院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

　　从西方传入的现代博物馆和美术展览，又是如何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？